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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一月 18 ,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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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訪「跨國灰姑娘」:從照顧與遷移體制,探討台灣組織照顧工作的供與需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文:藍佩嘉(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本文轉載自臺大出版中心《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臺大創校九十週年校慶版》,2018。為求行文簡潔,本文刊載於「巷仔口社會學」時刪去學術引註內容,完整書目引註(原再版序)請點此

《跨國灰姑娘》一書出版已屆十年,台灣面臨的人口老化與照顧短缺越形險峻。由於生育率持續低迷,老年人口比率預期在2026年將會達到五分之一,2051年後可能接近四成。在此同時,外籍監護工(或被政府稱之為「社福外勞」)的人數持續成長,2018年初已逾25萬。

過了10年,我再回頭檢視近十年來相關移工制度的變化,運用近來學者提出「照顧體制」與「遷移體制」這兩個概念,探討台灣社會如何組織照顧的供給與需求,以及管理公民與移民之間的界線。其次,我也重新檢視雇傭關係中的微觀政治,尤其是原書中的「全球照顧鏈」、「外包孝道」等概念,透過反省本書分析的限制與不足,提出未來的研究議程與方向。

照顧體制:孝親勞動與社會福利的外包

近來研究社會政策的女性主義學者提出了照顧體制(care regime)的概念,描述鑲嵌照顧工作的特定政策邏輯與文化腳本,前者分配照顧工作在國家、市場、家庭、自願服務等部門之間的比重,後者涉及性別分工與代間關係,如何成就特定社會認為理想的照顧。

台灣傳統上視照顧老人為兒子和媳婦的孝順義務,三代同堂被認為是理想的居住安排,目前也仍然有將近六成的台灣長者和成年子女同住。我提出「外包孝道」的概念,描述成年子女藉由僱用看護工作為虛擬家人、執行日常照護,來維持三代同堂的家庭型態與孝親的道德地位。這種「家庭裡的移工」(migrant-in-the-family)的模式不只出現在台灣和其他東亞國家,在南歐也相當普遍,同樣仰賴照顧移工來支撐家庭主義的文化傳統。

然而,照顧文化腳本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在社會轉型與政策介入的影響下持續變遷。舉例而言,日本的老年照護在過去30年來經歷了「去家庭化」的轉向,日本老人和已婚子女同住的比例大幅下降,核心家庭變成了主流模式。關鍵在於日本於2000年引入長照保險,透過補助服務的全民保險制度,由養護機構與具專業證照的看護工提供相當比例的老人照顧。

過去十年來,台灣政策持續維持老人照顧的雙軌架構。一方面,台灣持續招募女性移工作為「福利外勞」,鞏固福利的私有化與家庭化。雖然民進黨政府在2000年執政後,曾宣布預期每年減少15000名外籍移工,然而,不論透過配額管制或巴氏量表評估,都沒有減緩照顧移工的成長。勞動部在2015年後更進一步放寬85歲以上老人的聘用資格限制。

另一方面,公營的長照系統開始逐步建立,但規模相當受限。內政部在2007年釋出長照十年計畫,宣布在未來提供普遍、可負擔的照顧服務,立法院也在2015年5月通過長期照顧服務法草案。長照系統的建立是否能夠重塑台灣的照顧體制,造成類似日本的「去家庭化」轉向?許多制度的細節仍在辯論中,但可以確定的是,如果政府無法解決稅收不足的資金問題,長照服務範圍將會明顯受限。

台灣社會持續依賴「便宜又好用」的外籍監護工,其實付出其他看不見的社會成本。當照顧工作被貼上「外勞工作」的標籤,連帶造成不佳的工作條件和社會地位,也阻礙了專業化進程與本勞的參與意願。截至2016年底,雖有超過11萬人接受了居家服務員的培訓,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2016年三萬多人)留在這個行業。隨著日本等新興市場的開放、移工母國的工資提升,台灣未來將越來越難吸引高品質的移工。我們必須正視家庭主義照顧體制的變化,如何建立普遍、永續的長照體系,並保障本國與外籍的照顧勞動者的工作條件,是當務之急。

遷移體制:垂直分化、水平分工

移民學者提出遷移體制(migration regime)的概念來描繪接納移工的脈絡,包括促進或阻礙移工與移民入境和就業的各種國家管制,以及管理公民與外國人的界線的制度與規範。台灣向來採取嚴格的移民政策,包括血統主義的公民身分。在2000年國籍法修正前,外國人難以歸化為台灣公民,除了嫁給台灣男人的外國女性,因為她們協助繁衍父系血統。根據新的國籍法,外國人在合法居留五年後且擁有足夠的財產或專業技能,就可以申請歸化。1999年頒布的入出國及移民法,也規定外國人在台灣居留七年後可以獲得永久居留權。然而,東南亞移工卻被排除在上述制度之外。他們被剝奪了自由轉換雇主的權利,也無權在台和家人團聚、永久居留或歸化。他們的工作許可期限一開始只有三年,但已經逐漸延長到現在的十四年。

本書用「階層化的他者化」來描述台灣的遷移體制基於階級、國籍和性別的偏好,規範誰可以被納入或排除於國籍和公民身分的想像共同體。東南亞移工的差異被放大和種族化成「低劣他者」,但來自日本、北美等已開發國家的專業移民,卻被視為「優越他者」,得以享有永久居留、歸化公民的機會,呈現所謂「正向的種族主義」的文化邏輯。這樣的多階層的種族主義體現了台灣在全球經濟中的半邊陲地位、充斥後殖民色彩的族裔文化階序。

與台灣在文化上親近、但政治上對立的中國,是遷移體制中的異數。政府對各個階層的中國勞工都關上大門,因為台灣社會擔心他們會很快、容易地同化。相比之下,東南亞與台灣在語言與外表上的差異,使得雇主國更容易監管這些種族他者,並鞏固他們的從屬地位。強調種族差異的可見性,讓台灣的遷移體制與其他鄰近國家大不相同。例如,韓國政府雖已開始招聘東南亞移工到工廠工作,但家務勞動和照顧工作仍保留給了朝鮮族(韓國裔的中國公民),因為偏好民族和語言上的親近。

除了外籍監護工,婚姻移民也成為台灣招募低照顧人力的機制。2003年的就業服務法修改,開放尚未取得公民身分的外籍配偶(不包括中國籍配偶)享有工作權。2009年進一步鬆綁大陸配偶的就業管制。根據內政部調查,移民配偶的就業率明顯高於台灣婦女的就業率,絕大部分從事服務業。通曉中文的大陸配偶,是醫院和養護機構的看護人力重要來源。雖然本地看護的工資為移工的三到四倍,但由於枯燥的處境和長工時,很少非移民勞工願意投入。此外,許多大陸配偶也是老榮民的無償照顧者,政府默許這種「照顧婚姻」作為一種福利外包的機制,強化了照顧的「再家庭化」。

簡言之,台灣的遷移體制是一個垂直分化、水平分工的系統。雖然政府和社會歡迎來自核心國的專業移民歸化,但這樣的移民政策在緩解低生育率的「國安危機」方面效果有限,因為極少數專業移民願意放棄母國的護照。來自東南亞的「客工」,卻被永久地賦予了「暫時合法」的地位,儘管很多人在台灣度過超過十年的青壯歲月。中國勞工由於語言和文化的親近而被禁止進入,但是,大陸配偶填補了親密照顧工作的勞動力短缺,將婚姻移民變成了事實上的低端勞動移民。

重新思考全球照顧鏈與孝親照顧鏈

Rhacel Parrenas的研究發展出「全球照顧鏈」(global care chains)的概念,描述來自第三世界的移民女性,擔起了由富裕國家中產階級女性所移轉出來的照顧工作,與此同時,她們留在家鄉的小孩,由來自更貧窮家庭的當地勞動女性來照顧。Arlie Hochschild也應用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分析從第三世界母親到第一世界小孩身上的情緒與愛的移轉,視之為「情緒剩餘價值」或「全球性愛心移植」的不正義剝削。

這個有力概念啟發了相當多的後續研究,但也引起不同面向的批評。首先,全球照顧鏈假設了轉移與搾取照顧勞動的線性模型,並視之為單向的運輸,無法闡明這些移工母親如何在跨國分離的處境中用持續但不同的方式來照顧自己的小孩。其次,全球照顧鏈將情緒視為固定、穩定的商品,未能注意到遷移旅程與跨國勞雇關係裡,其實衍生多重的情感與情緒的連結。第三,全球照顧鏈優先關注有小孩的移民女性經驗,忽略了單身女性與男性家務工作者的經驗。這樣一來,全球照顧鏈被侷限在核心家庭的序列中,強化了異性戀常規的假設。如 Martin Manalansan所批評:這個概念物化了照顧與情感的性別化刻板印象,且將生理母親與對小孩的愛之間的連結視為理所自然。最後,這個概念也強化了地理上與意識形態上的兩極,例如北方╱南方或是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分野。

我在台灣也觀察到「孝親照顧的轉包鏈」,包含兩個環節的運作:第一環將照顧義務從兒子移轉到媳婦身上的性別轉包,第二環從媳婦移轉到非家庭成員的監護工的市場轉包。這個概念受到全球照顧鏈的啟發,但指涉內容有所不同。不像全球照顧鏈偏重核心家庭的序列,孝親照顧鏈以父系的延伸家庭為焦點,並凸顯跨越世代與性別分工的權力政治。本書也特別關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內部的多樣性與流動性,打破了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兩極分野。

然而,孝親照顧鏈面臨了和全球照顧鏈類似的分析限制,容我在此篇新版序言中延伸補充。首先,不是所有的雇主都是媳婦或兒子,老人也未必是單純的受照顧者。儘管三代同堂仍是台灣社會重要的居住模式,但在都市區域中,有越來越多的年長父母是與已婚女兒同住,或是由女兒(不論已婚或未婚)提供主要的照顧。此外,也有很多外籍監護工其實是被聘來照顧與長者同住的其他家屬,尤其是孫子女。現今許多台灣家庭維持延伸家庭的居住形式,其實呈現雙向的代間照顧與資源交換。成年子女可能因為晚婚或不婚而與父母同住。已婚子女面對停滯薪資與高漲房價,也可能為了省下房租和房貸和父母同住,或委由父母照顧孫子女。換言之,經濟與身體條件良好的年長父母,逐漸扮演照顧分擔者而非照顧接受者的角色。

照顧分工與情感經濟

其次,「外包孝道」的隱喻容易讓讀者產生一種印象,似乎這些成年子女將勞心勞力的工作都丟給移工,自己免除了孝親的責任。雖然有些家庭的情況可能如此,但大多數雇主,不管是兒子、女兒或是媳婦,仍然負擔相當部分的照顧作,如規劃醫療和照顧的例行安排、監督外籍監護工的表現。他們也要提供多重的情緒勞動,不僅要體恤長輩,也要因應長輩的固執與難搞,來安撫移工的情緒。換言之,他們的孝親義務與照顧工作並不像移轉鏈的線性模式所暗示的簡單外包,而是在跨國勞雇的人際互動中,不斷調整、協商、轉變並延續。

「外包孝道」的安排未必會降低照護的品質,也有可能提供更完善的照顧。成年子女可能跟照顧移工發展出階層化的勞動分工,例如,讓監護工負責比較瑣碎或勞力的照顧勞動(這些工作通常需要較有限的文化與語言能力),讓雇主可以聚焦在比較管理的或精神層面的照顧,如陪長輩看病、規劃膳食、採買烹飪,以及透過溝通與休閒來提升情感連結。或者,親屬與擬似親屬的照顧者之間可能形成水平合作網絡,例如,有些子女認為,更換尿片或協助如廁等貼身照顧,給非家庭成員執行其實比較好,以避免年邁父母讓小孩服務會覺得尷尬或失去尊嚴,畢竟世代間的階層地位起了很大的翻轉。換言之,花錢換取專業照顧,或是照顧工作的市場化,不必然地破壞或腐蝕親密關係,外包特定部分的照顧工作有時反而有助維持接受照顧者的尊嚴。

第三,由於《跨國灰姑娘》的分析還是傾向將經濟活動跟親密關係視為對立,使得本書未能進一步分析照顧外包的情感經濟與倫理。Viviana Zelizer批評許多學術與常識論述都傾向將經濟活動跟親密關係視為「分立領域」(separate spheres)或「敵對世界」(hostile worlds),而未能探究兩者之間如何構成「互聯生活」(connected lives),在其中道德可以藉由市場的補充、協助而得到肯定與確認。本書論及當移工與接受照顧者建立緊密的情感關係時,可能成為搾取他們體力與情緒勞動的工具。固然,有些雇主確實以此要求移工超時工作,但側重勞動剝削的權力分析,讓本書未能用更多篇幅探討跨國人際互動衍生的複雜情感樣態。

我在當時的田野工作裡,觀察到許多外籍監護工與他們照顧的阿嬤或阿公之間的親密互動,讓我非常訝異。當菲律賓或印尼的照顧者輕吻他們的臉頰,或緊緊擁抱他們並說著「我愛你」時,這些台灣長輩會用不太流利的英語,呵呵笑著回應:「我也愛你!」儘管,這些長輩可能從來沒有透過口語或肢體向他們自己的小孩這樣明確地表達愛意。有些移工告訴我:「不是我在這裡照顧阿嬤,阿嬤可憐,沒人睬」、「阿嬤跟我不像工人、女傭這樣,她叫我女兒,她叫我她的孩子」。當移工因為返鄉假期或是合約結束要離開時,被照顧的長輩用沉默或流淚的方式表達難過,而移工們也安慰他們:「阿嬤,我帶妳去印尼,好不好?」

非親人的照顧關係,與家族情感糾結或傳統文化包袱容易脫勾,有可能產生新的親密關係與情感形式。年邁長輩與外籍監護工,基於不同原因同處於社會性的脆弱狀態,有可能強化彼此互惠、互賴的結盟。對於被照顧者的家人,尤其是女性,看護的分勞也能卸下很多身體和心理上的重擔。

跨國女兒角色

最後,孝親照顧鏈的框架未能涵括照護移工的遷移對其母國代間關係造成的影響。既有文獻的分析焦點多放在已婚的女性移工與其核心家庭(配偶、子女)的關係變化。相對於「跨國母職」(transnational motherhood)的豐碩研究成果,較少研究探討「跨國女兒角色」(transnational daughterhood)的主題,也就是移工女兒如何在跨國處境中用持續但不同的方式照顧在家鄉的父母。

有不少未婚女性利用海外工作的機會,逃離父母在家的控制,與海外的同性或異性伴侶探索解禁的情慾空間。但也有些移工女兒認為海外工作剝奪了他們就近照顧自己父母的機會,而感到情緒上的折磨。二十三歲的單身印尼女性Suna告訴我,在台灣得到較多的經濟資源,讓她對於父母的物質匱乏感到難過,強化了她在家人生活中缺席的負面情緒:

在這裡我很浪費,我買衣服,我想到爸爸媽媽那邊賺錢不好。有時候想到,我工作,買爸爸媽媽東西。像〔之前我〕去阿拉伯,吃那個barbecue羊,很好吃,我想到爸爸媽媽在家裡做什麼。我們吃東西好多,我爸爸媽媽在印尼都沒有吃那麼好。我老闆這樣子〔註:指苛刻食物〕,我不管他,我吃東西都想他們,爸爸媽媽很愛我,啊〔哽咽〕。

外傭_移工_A migrant worker uses a mobile phone at a special terminal for migrant workers in the Soekarno-Hatta airport in Jakarta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許多移民女兒像Suna一樣,藉由匯款與寄禮物回家,補償她們的肉身缺席。報答父母的方式還包括購入土地、房屋,或是翻修老家,以及協助家中兄弟或其他手足在教育上的花費與經濟上的投資,例如購入交通工具、協助開設雜貨店或網咖這類小生意。

在海外照顧他人的父母時,移工女兒可能在此過程中強化了他們對於孝親傳統的信念。來自印尼的 Jenny 受僱照顧一名癱瘓的台灣阿公。她批評雇主(阿公子女)對父母照顧不周,付出情感微乎其微,也為台灣的長輩感到同情:

我老闆一年來這裡五次,他老婆帶吃的來,不管阿公有沒有吃。我剛剛來,很多髒衣服,房子亂七八糟。我每個月只能放假兩天。我放假,沒有人照顧阿公⋯⋯台灣不好〔搖頭〕,印尼,我們不會把爸爸媽媽給別人〔照顧〕。

Jenny批評台灣隨著物質富裕而孝道式微,同時,她也讚揚並肯認自己的母國文化,包括孝親照顧的穩固傳統以及對於延伸家庭的情感連帶。換言之,孝親照顧鏈不必然在轉包鏈末端的輸出國,造成照顧與情緒上的剝奪。跨國女兒的身分與角色,可能藉由遷移的經驗,反而強化了親屬連帶及代間關係。

結論:照顧的全球迴路

為了取代線性的「全球照顧鏈」或「孝順照顧鏈」等模型,我提出「照顧的全球迴路」(global care circuits)這個概念,來描述跨國與跨世代的互賴、交換與互惠的關係。迴路的概念連結處於不同地理與社會空間的行動者們,描述他們之間形成的勞動、情緒與資源的交換網絡。如前文所揭示,成年子女與年邁父母之間、照顧接受者與照顧提供者之間,以及輸出國與輸入國之間的照顧資源,並非單向的提供/接受或是移轉/搾取的關係。年邁的父母既是照顧的接受者,但也協助成年子女照顧孫子女;外籍看護跟台灣長輩可以在道德經濟的領域中培養出情感連帶;海外工作的女兒也持續用跨國親密關係照顧著她們的父母。全球照顧迴路這個概念不再聚焦於核心家庭,而涵納了各式各樣的家庭與親密關係的形式,包括延伸家庭、單身女性與同性伴侶的移民網絡。它打開了一系列的可能性,提供給未來的研究者在移民與全球化的脈絡下,探索不同方向的勞動、情緒與資源的交換。

本文經巷仔口社會學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臺大九十週年校慶版】》,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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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藍佩嘉

全球化不只出現在加工出口區或國際貿易市場中,它也發生在我們的廚房與客廳裡!自1992年起,一批批印尼、菲律賓和越南的女性漂洋過海,來到台灣從事家務勞動,在維持台灣家庭的美滿與清潔的同時,她們也在改造台灣的人口面貌與文化地景。

本書作者以數年時間,訪談超過百位的印菲幫傭和台灣雇主,探索勞雇雙方在家庭屋簷下所面臨的權力關係、結構困境。書中用「跨國灰姑娘」的比喻彰顯東南亞移工的處境。她們或為了擺脫貧窮與壓力,或為了擴展人生視野及探索現代世界而跨國工作,來到異鄉卻發現自己坐困雇主家中,被視為「用完就丟」的勞動力,灰姑娘的美滿結局仍如童話般夢幻。藍佩嘉提出「畫界」理論,來詮釋並檢視勞雇雙方如何跨越國族與社會界線來認同自身與「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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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來源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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